我国的矿业迅速发展，尤其是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后，打造矿业强国成了我国各界人士的共识了。

　　而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会秘书长、原地质矿产部部长、中国矿业联合会高级资政委员会主任朱训的《关于中国由矿业大国迈向矿业强国的思考》一文，在把建设矿业强国提到战略高度同时，也引起了业内专家对矿业强国的聚焦和热议。

　　“中国现在已经是矿业大国，但还不是矿业强国。建设矿业强国与‘中国梦’密切相关，需要依靠市场和政府‘两只手’来合力推动。”7月16日，在中国矿业联合会组织召开的高级资政委员会会议上，与会代表围绕着“从矿业大国到矿业强国”的主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并呼吁国家相关部门把建设矿业强国摆上议事日程，尽快推进矿业大国向矿业强国的转变。

　　“大”而不“强”的尴尬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农业生产大国、第一矿业大国……然而，令人尴尬的是，我国诸多规模和总量的“世界第一”和名列前茅，并没有改变相关产业竞争能力不强的事实。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走产业强国之路，是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能源和资源安全的核心所在，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事实上，在如何实现我国由“大国”到“强国”转变的研究方面，中国工程院已有所行动。2013年初，该院启动了“制造强国战略研究”，获得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阶段性成果，为实现其他产业的“强国梦”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示范。

　　“打造矿业强国，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撑，也是中国在经济转型新时期确保国家能源和矿产资源安全以及矿业安全的重要基础。”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安建表示。

　　而“矿业强国”之所以在近几年来备受全社会关注，与我国这些年来“矿业大国”的特殊地位息息相关。王安建介绍说，中国已成为全球资源第一消费大国，并将持续一段时间。2000年以来，全球矿产资源消费量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矿产资源需求迅猛增加，成为新一轮全球矿产资源消费不断攀升的重要推动力。2013年，中国消费了7.2亿吨粗钢、983万吨铜、2205万吨铝、38.5亿吨煤炭和25.3亿吨水泥，消费量超过全球总量的40%;即便是稀土、硒、钽、钨精矿、锡、锑、碲、硫、镍、铅、锌、锆、海绵钛、钴、石墨、钼和磷等矿产，中国的消费占比也超过全球的30%，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矿产资源消费第一大国。研究表明，除粗钢外，这种消费态势将持续10年左右。庞大的矿产资源需求在为中国资源安全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为中国矿业从大国走向强国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同时，中国还是全球矿产资源第一生产大国，国际竞争能力亟待提升。中国资源的大量消费带动了矿产资源开采加工的发展。2012年，中国生产稀土10万吨、锑15.4万吨，以一国之力供应全球稀土和锑产量的90%左右；生产钨6.4万吨、镁64万吨、铋0.7万吨，占全球产量的比例均高达85%;生产石墨80万吨、萤石440万吨、锗80吨、铅286万吨、钒3.9万吨、锶19万吨、碲250吨，分别占2012年全球产量的68%、62%、58%、54%、53%、50%、50%;2012年，中国煤炭产量36.5亿吨、锡11万吨、重晶石420万吨，这三类矿种产量占全球比例均为46%;磷矿、钼、锌、镉、膨胀土等矿产资源的产量占全球产量的比例在34%~43%之间，也是全球第一生产大国。

　　对此，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会秘书长、原地质矿产部部长、中国矿业联合会高级资政委员会主任朱训持同样观点。他在《关　于中国由矿业大国迈向矿业强国的思考》一文中指出，2012年，我国采矿业总产值7.99万亿元，占GDP的14%;矿产品对外贸易总额9919.10亿美元，占进出口贸易额的23.8%;全年地质勘查投入1200亿元，新增探明了一大批新的地质储量。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源消费国、生产国和贸易国。2011年底，中国企业在8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累计对外投资2580亿美元，居各行业之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矿业中心和矿业大国。

　　“尽管中国的许多矿种生产总量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是中国矿山企业规模小、数量多、布局分散、产业集中度低等问题依然十分突出。”王安建忧心忡忡地说：“中国矿业要屹立于世界矿业之林，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其国际竞争力亟待提升。”

　　与第一生产大国、第一消费大国、第一贸易大国这些世界级“名头”并不相称的是，我国多数矿产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在国际矿产品市场上缺乏话语权。

　　中国矿产资源虽然种类齐全，煤、铁、钨、钼、锡、锑、稀土等重要矿产储量位居全球前列，但多数矿产资源人均储量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我国资源禀赋与矿产资源消费也非常不匹配，多数矿产只能依靠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导致中国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2012年，中国对外依存度超过50%的矿产资源有石油、铀、铁矿石、铜、铝、镍、锰矿、铬铁矿、钾盐、钛、钴、铼、铂族、铌、钽、锆、硒等矿种。目前，除煤炭和天然气以外，我国大宗矿产对外依存度均超过50%;此外，石油、铀、铜、镍、铬铁矿、钴、铼、铂族等矿产进口依存度在未来10年有可能会持续扩大。我国矿产资源安全仍面临较大挑战，解决中国能源与矿产资源安全问题，需要一个强大的矿业作支撑。

　　而中国在国际矿产品市场缺乏话语权，“高买贱卖”所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更是令人扼腕叹息。全球资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本轮主要矿产品价格的飙升。作为矿产品主要进口国，中国付出的资源代价十分巨大。据粗略统计，2003年~2012年间，由于矿产品涨价，中国进口铁、铜、铝和石油资源，剔除正常的价格上涨因素，累计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矿产品价格的攀升增加了中国工业化的资源成本，并向后续产业传导，对国民经济所造成的影响逐级放大，推动中国CPI上升。

　　另一方面，中国是稀土、铟、锗、石墨、萤石、重晶石等优势矿产的出口大国。矿产品的大量出口，首先造成资源的乱采滥挖、采富弃贫、粗放经营、管理水平低等现象的滋生，从而产生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问题，致使优势矿产的供需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如我国的铅、锌、锡等也开始依赖进口；其次，由于国内技术落后，出口矿产品大多为原料销售，市场秩序混乱，价格主导权一直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中国优质资源以低廉的价格供应全球市场。以稀土和石墨为例，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成为全球稀土供应国，中国供应时期（1990年~2005年）的稀土价格远低于美国供应时期（1980年~1989年）的稀土价格，按不变价计算，中国供应时期的稀土平均价格为46美元/千克，仅为美国供应时期的16.8%;我国石墨出口价格长期保持在每吨3000元~4000元人民币之间，但经国外加工提纯再进口至中国，价格便成了每吨10万~20万人民币。

　　我国矿业规模大，但全员劳动生产率低的状况同样不容忽视。2012年，中国规模以上矿山企业1.7万个，就业人员776万人。矿业的发展带动了下游冶炼加工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的蓬勃发展，2012年中国规模以上冶炼加工企业和装备制造企业分别为9.4万个和11.1万个，工业总产值分别为25.12万亿元和30.53万亿元，带动直接就业人员5457万人。但是，中国矿业人均全员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美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矿业国家。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以大量消耗高成本的矿产资源为代价，巨额的资源红利被西方发达国家吸食，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王安建说：“未来20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时期，我国矿产资源形势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着力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与矿产资源安全问题，抓住机遇分享下一轮工业化国家的资源红利，努力提升中国矿业竞争能力，从矿业大国走向矿业强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由“大”变“强”机遇显

　　“我国矿产资源品质齐全、总量丰富，为我国矿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通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矿业的采、选、冶及下游相关产业，已在全球奠定了重要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提出，为中国由矿业大国向矿业强国转变提供了强大支持。”王安建表示。

　　而全球资源供需格局变革也对我国矿业强国的实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新的历史时期，全球资源供需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调整，地缘政治格局势必迎来新一轮的深度调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最活跃的矿业发展国，当仁不让地成为此次变革的中坚力量，并将充分利用资源、产业、金融等优势，来奠定和巩固其世界矿业强国的地位。

　　不容忽视的是，能源、资源、环境制约因素的愈益突出，也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必须尽快走矿业强国之路。虽然我国石油、天然气、铁、铜等在国民经济中有着重大意义的矿产资源的进口依存度越来越大，但对全球资源市场的控制力却很弱，这直接关系着未来的资源供应安全。而我国矿业快速发展带来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以及治理所付出的高昂成本，也对未来我国的资源利用、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需要通过建设矿业强国来加以解决。

　　当前，全球矿业进入低谷的严峻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中国建设矿业强国提供了良机。

　　“全球矿业形势的持续低迷，为新一轮全球资源配置和兼并重组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中国应抓住这一机遇。”王安建说：“当前，矿业发展的全球化进程越来越明显，中国已经迈出了资源全球化配置的步伐，要总结吸取过去‘走出去’的经验教训，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真正实现中国由矿业大国向矿业强国的转变，积极面对当前的挑战，抓住机遇，实现梦想。”

　　当然，要建设矿业强国，首先要明确矿业强国的内涵，弄清楚什么是矿业强国。中国地质调查局专家王保良认为，必须先明确什么是“矿业大国”及国际上有几个可以称之为“矿业大国”的国家，同时明确这些“矿业大国”的矿业在本国、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全球矿业资源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然后，还必须要对比全球描绘出“矿业强国”的样子，这样就可以描绘出心目中“矿业强国”的样子，也就知道了现阶段我国矿业在全球的地位和差距，从而为设计建设“矿业强国”提供可以参照的模型。

　　“矿业强国是一个综合性标志，首先必须有强大的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其次必须有雄厚的实体经济和先进的矿业生产力，再次必须要有好的投资环境。”中国矿业联合会高级资政傅鸣轲认为。

　　“我国是公认的世界矿业大国，但未必是矿业强国。如何界定矿业大国与矿业强国的内涵，对判定我国矿业发展现状意义重大。”王安建分析说，相对而言，矿业强国是相对于矿业大国而言并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应在全球矿产资源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并对国际矿业发展具有持续影响力。

　　事实上，一直关注中国矿业、曾率先提出“四矿”问题的朱训，早已开始研究中国的矿业强国问题了。他在《关于中国由矿业大国迈向矿业强国的思考》一文中明确指出，矿业强国首先是矿业大国，矿业大国的形成与全球和本国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矿业强国是在矿业大国的基础上产生的对国际矿业的溢出效应，即对国际矿业发展的持续影响力。这些影响力包括该国对全球矿产资源的控制力，该国对国际矿业金融市场的影响力，该国矿业公司对国际矿业市场的垄断能力，该国对国际矿业规则标准制定的主导能力以及解决本国及全球资源、环境、灾害等重大科学问题的理论和技术能力，本国矿业法律、税收制度、地学教育和地学知识普及等6个方面。

　　中国矿业联合会高级资政康义十分认同上述观点，他提出的矿业强国所具备的“资源保障能力和资源战略储备潜力、创新驱动能力、产业国际市场竞争力、矿业市场的投融资能力和矿业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与朱训的提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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