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面广、跨越时间长、建设任务重，需要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为此，中国政府成立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指导和协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在领导小组之下，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建立了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政府应起到什么样的促进作用？如何统筹协调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日前采访了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赵可金。

　　笔者：您认为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政府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赵可金：作为一项国家重大工程，“一带一路”已经在现有政治体系内部建立起了一套新的领导协调体制，涵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等相关部门。目前，国务院已经要求34个省市区尽快制订对接“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最晚不迟于10月份前完成相关对接方案。2015年6月3日，广东省在全国率先发布《广东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强调打造成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枢纽、经贸合作中心和重要引擎，涉及重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对外贸易合作水平、产业投资、海洋领域合作、能源合作、金融业务合作、旅游合作、人文交流和健全外事交流机制等9项内容，共68个项目，总投资达554亿美元，广东省成为全国第一个完成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衔接的省份。随着其他各省、中央部委、国有企事业单位在10月份前陆续出台对接方案，在2015年下半年可能会掀起一场“一带一路”建设的高潮。显然，如何统筹中央各部委、34个省市区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如何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如何统筹官方和民间行动，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也是一个攸关全局的重大政治问题。

　　“一带一路”是一个沿线国家共同推进的系统工程，要求必须坚持市场化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必须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这是首要的方面。与此同时，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复杂的国情和具体特点，也必须要求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才能引导各类资源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配置，如果没有政府的示范、引导和服务，受经济地理学规律影响，经济社会资源不会自动向这些地区配置。

　　在过去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也实现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逐步成长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第二经济大国。中国政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之所以设立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就是希望能够充分释放发改委多年来从事发展规划和宏观调控的智慧和经验，统筹协调各方面的资源和要素，将经济社会领域中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出来，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笔者：应该从哪些方面开展工作？

　　赵可金：在中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领导协调下，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努力：

　　一是顶层设计。作为重要的倡议方，中国实力最强，规模也最为庞大，是整个“一带一路”建设的龙头，为避免自乱阵脚，要求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工程之前，必须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各部委、各地方和各类企业的站位，通过出台规划、搭建平台和提供服务，引导各方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纳入有计划、有组织和有秩序的轨道，防止发生抢跑、懈怠和恶性竞争的事件。

　　二是机制整合。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合作机制和合作平台，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在规划“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积极推动中央和地方各种机制之间的整合、国内机制和国际机制的整合、区域次区域以及跨区域的机制整合，防止相互之间顶牛撞车，特别是在双边、多边和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框架内，通过合作研究、论坛展会、人员培训、交流访问等形式，盘活现有资源，开发新的增长点，实现沿线国家的资源优化配置。

　　三是督查落实。“一带一路”建设工程是由一个个重大项目组成的，项目是一切工作的“酵母”，决定着“一带一路”建设工程的成败。为此，我们要善于抓总体规划中的重点任务、关键工程、重点项目，通过加强督查落实，稳步推进一些示范项目的建设，共同确定一批能够照顾双边、多边利益的项目，对各方认可、条件成熟的项目抓紧启动实施，起到示范、引导和服务的作用。要增强时间节点意识，落实计划进度表，加大督查力度，确保项目建设如期完成。

　　笔者：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很多建设资源往往分散在更多部门手中，比如财政资源集中在财政部手中，人力资源分散在各个部门手中，信息资源更是无处不在。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应如何做好统筹协调工作？

　　赵可金：为更好地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类规则，必须在宏观层面上建立政府、社会、民间和企业沟通协作机制，提高制度透明度，减少部门间推诿扯皮的机会空间，逐步形成职责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有所长、相互借力的工作机制，形成“一盘棋”的立体化建设大格局。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部际协调机制。为克服政出多门和资源分散的问题，明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总前委”地位，建立领导小组与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之间的定期报告制度，重大事情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统一决定，具体执行落实由“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商议决定。同时，要在领导小组框架内建立跨部委联席会议制度，由发改委牵头，协调党、政、军相关部门以及若干地方党政领导参加，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赋予机制以统筹协调、规划部署、指导检查、形成合力的职能，将由过去各相关部门自办的分散工作整合到部际联席会议这个统一框架下，在一些重大项目实施过程中共同谋划、联合部署、相互支撑、形成合力，形成统筹协调的工作体制和机制。

　　二是内外互动机制。“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是沿线国家共同的事情。要通过推进内外结合，与沿线国家一道，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不断充实完善“一带一路”的合作内容和方式，共同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积极推进对接沿线国家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和备忘录，特别是推进发展规划和发展道路的互联互通，实现沿线国家目标协调、政策沟通和相向而行。同时，加强国际资源与国内资源的协调互动，比如召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驻外使节工作会议，加强外交、外贸、外宣等涉外工作部门之间的沟通，加强涉外系统和国内发展系统之间的协调，将前后方的信息、需求和资源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国际资源与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各种渠道搭建内外互动的桥梁和纽带。

　　三是央地沟通机制。目前，在中央层面已经出台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各部委、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对接计划正在进行之中，很快就会形成一个统一的顶层设计方案。无论是在制定规划还是推进规划实施过程中，都要加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沟通协调，凝聚各方资源，共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地方各级政府应该自觉定位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布局中的角色，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纳入地方整体发展战略之中，把区域发展与国家整体发展布局相结合，不断拓展央地合作的新空间。

　　四是官民互动机制。“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政府的倡议，更是中国企业、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共同事业。除了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之外，如何协调好政府部门和企业、媒体和社会各界的民间力量，推动官民互动，共同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要通过搭建对话平台，加强政府与各类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对话机制建设，沟通彼此的发展规划和投资预期，协调重大投资行动，共同推进一些重大项目建设。要广泛调动社会团体、民间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通过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创造性纳入制度化轨道，依靠法律和制度建设引导社会偏好，驱动各方面的资源进入“一带一路”，这是“一带一路”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笔者：如何更好地建立统筹协调合作的运行机制？

　　赵可金：随着建设进程的推进，“一带一路”的舞台越来越大，领域越来越宽，方式越来越多，渠道越来越广，需要在实践中站得更高，善于从整体和全局的角度来统筹协调，建立大统筹、大协调和大合作的建设体制和运行机制。具体来说，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一是法治化方向。“一带一路”涉及众多国家，从根本上是一个国际公共产品，其能否成功，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是否具有强大的信心。要解决这一问题，法治是最可信赖的因素，也是最靠得住的因素。尽管在建设初期需要中国政府发挥强有力的引领作用，团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但最终还需要建立起一整套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才有保证。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一带一路”建设领域十分宽广，要求坚持法治化方向，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便利化、金融系统化和社会网络化等方面都要建立起系统的法律体系和管理规范，真正做到按法律办事。同时，在内部工作制度建设上，要围绕转变政府职能，重点加强内部工作规程、项目科学运作、绩效评估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向管理要效益；深化评估制度建设，加强项目前期策划评估、引进专家咨询和决策机制，使具体项目运作和内部管理逐步纳入正规化和制度化发展轨道。在保障和服务制度上，要重点研究加强政府以外的社会投入制度建设，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广泛吸纳社会、民间和企业资金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公益性和商业性投入，逐步改变政府投入独大的格局。

　　二是机制化运作。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有大量的事务需要跨部门协调解决。考虑到复杂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一带一路”协调要尽可能减少人为干预的空间，将关系沟通转化为机制建设，将相关建设工作纳入机制化运行的轨道。对内，要进一步完善深化跨部门协调机制，扩大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涵；要积极探讨建立政府、社会、民间和企业沟通的协作机制，逐步形成职责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有所长、相互借力的长效机制。对外，要巩固建立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对话和合作机制，促进国家间政府层面项目合作的机制化；要促进巩固建立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专业机构和人员间的长期交流合作机制，通过项目合作、共同制作等方式，夯实中外合作的基础，提高项目管理的制度化水平，促使官、民、商共同参与“一带一路”的常态化、机制化。

　　三是系统化管理。要从全方位系统化管理的角度，加强顶层设计，促进管理政策、工作布局、后勤保障、考核评估等多方面的配套协作，逐步建立“一带一路”科学化的运作系统，从顶层设计、方式手段与综合保障等运作系统上实现突破。在方式手段上，要从“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出发，做好整体规划和设计，系统地推进“一带一路”工作。要将中国示范项目、引领国际合作与借助外力相结合，通过中外合作的方式，更多运用国际资源和现有的平台，加强国际合作，推进“一带一路”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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