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矿业公司正面临两大挑战:一方面要生产足够的金属以实现能源转型，另一方面要建立替代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问题在于，在雄心壮志的规模和实际发生的情况，以及未来几年可能发生的情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这一差距是本周在悉尼举行的国际矿业和资源会议(IMARC)上隐藏的主题，该会议汇集了矿商、投资者和政府决策者。
　　毫无疑问，在供应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的许多金属方面，澳大利亚处于有利地位，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锂和铁矿石生产国，而铁矿石是钢铁的关键原材料。
　　中国还是铜、镍和锌的最大供应商，并已探明钴和稀土等其他关键矿产的储量。
　　挑战在于开发资源，建设新矿山，可能还包括开发下游加工，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出口矿石。
　　以前开发矿山的模式似乎不再有效，即使一些项目取得进展，它们也远远不足以为能源转型提供足够的材料。
　　过去，小矿商筹集股本，进行勘探并探明资源。此时，他们可以尝试筹集更多资金，寻找财力雄厚的合作伙伴，或者希望一家大型矿业公司将其全部收购。
　　虽然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发生了，但IMARC的故事主要是数十家寻求融资的小型矿业公司之一，大多数公司最终都一无所获。
　　考虑到散户投资者缺乏雄厚的资金池，以及机构投资者不愿为高风险的长期项目提供资金，中国很难筹集股本。
　　近年来，大型矿商纷纷缩减收购，倾向于精简运营，并将现金返还给股东。如果它们真的投资，也主要是对现有业务的棕地扩张。
　　限制中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寻求资金以试图减少对中国在能源转型供应链中的主导作用的依赖时，西方采矿业已经暴露出缺乏资金和投资动机。
　　汇丰银行金属、采矿和过渡材料全球主管迈克尔?威洛比(Michael Willoughby)在IMARC的一个论坛上表示，采矿有资金，但这些资金都位于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发展中国家。
　　威洛比说，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往往准备提供更深入的支持，比如1%的贷款和对采矿和加工投资的免税期。
　　上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将对关键矿产的投资增加了一倍，达到40亿澳元(25.2亿美元)，但业内普遍认为这只是一个小数目。
　　从资金的角度来看，一家寻求在新南威尔士州开发钴矿的小型矿业公司将需要大约10亿澳元来建造和运营一座矿。
　　如果政府为该项目提供资金，它将占用总可用资金的四分之一，只提供相对少量的一种被认为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的金属。
　　即使是美国的《减少通货膨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提供了约3690亿美元支持经济脱碳，也不太可能足以建立一个完整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从而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西方政府很可能不得不加大对发展新矿业和加工工业的支持，并改革政策，鼓励私人资本投资。
　　此外，政府必须缩短批准新矿的时间，同时还要确保它们尽可能地环保。
　　但是，如果西方国家和公司认真考虑建设新的矿山和加工设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那么总账单可能会以数万亿美元计，而不是目前承诺的数十亿美元。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正试图从发电和运输中的化石燃料转向氢、太阳能、风能和电池储存等可再生能源。
　　再一次，这些供应链由中国主导，再一次减少依赖是可能的，但代价高昂。
　　但没有被讨论的是，所有的新矿山、矿物加工和可再生能源设备将如何获得资金。

[1]